新书速递 | 范梅南的实践现象学及其意蕴 ——兼论翻译之（不）可能
现象学家保罗·利科曾说，翻译不可能是完满的过程。翻译若要可能，译者就要从一开始承认失去（acknowledgement of loss），接受意义在语言间转换时的必然损失，接纳翻译之于生动意义世界的终极不可能（利科，《论翻译》，On Translation，2006）。范梅南先生的巨著《实践现象学：现象学研究与写作中意义给予的方法》中文版付梓之际，回顾翻译中的艰辛、喜悦、顿悟与困惑，两位译者不由得在利科式的怅然若失中叩问自己：我们工作的成果能否不负先生重托？我们对于中英文语词的拿捏与取舍能否将本书的真义传递给中国读者？实践现象学和现象学教育学的翻译，归根结底，是可能的吗？
《实践现象学：现象学研究与写作中意义给予的方法》
[加]马克斯•范梅南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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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马克斯•范梅南在本书中凝练了其方法论上的创新成就，阐释了“实践现象学”的三个方面：哲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和语文学方法。他用严格、深刻而不失平实的方式，向读者呈现了扎实的方法指导、丰富的研究案例和动人的现象学文本范例。同时，他梳理了现象学思想传统，对现当代主要哲学家和人文学者的现象学作品进行引介。对于实践现象学而言，这些作品的首要意义不是提供既有理论基础，而是为探索生活现象和事件的原创研究提供洞见。由此，读者能够辨别实践现象学的独特性，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原初意义上的现象学研究。
熟悉范梅南名字的读者，多少会了解他的研究领域“现象学教育学”和他专著的一些中译本，如《教学机智》《生活体验研究》《儿童的秘密》等。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教育研究的不断发展，对国外教育理论尤其是北美课程教学理论已经从初步介绍走向了纷繁多元的深度对话。质性研究方法、后结构主义、后现代课程、生活世界研究、叙事研究、批判教育、行动研究等新鲜语汇不断刺激着我国教育者对现实的把握，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对现象学教育学的兴趣便是在此背景中兴起的。
无论是在加拿大埃德蒙顿、维多利亚、安蒂哥尼什，荷兰乌特勒支，还是在丹麦阿尔堡，中国北京，每到一处，范梅南似乎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在课堂上或演讲中把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经验点石成金，以晓畅的语言进行深刻的反思，令听众和学生沉浸在对现象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向往之中，既迷惘，又心怀希望。正如海德格尔在他的演讲中以近乎苛刻的态度来遣词造句、营造效果，范梅南在他的言谈中，以具身的方式向人们呈现了实践现象学的反思性和感召性。而在他的文本中就更为如此。范梅南学养的深厚，在于他承接、发扬了欧陆现象学的传统，特别是荷兰乌特勒支学派不重现象学哲学探讨、强调以现象学方法来引导专业实践的指向。
范梅南的开创性，尤其在于他将现象学研究的方法论维度和写作中语言意义的重要性，以前所未有的清晰方式阐述出来，搭建了欧陆与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现象学哲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
范梅南的研究旨趣主要在于两个领域：“现象学教育学”和“现象学人文科学研究与写作”。通过本书的出版，他将自己继承发扬的现象学人文科学流派明确称为“实践现象学”，目的在于强调这种方法的实践旨趣。（以前他采用过“解释学现象学”的称谓，强调语言在探究人类经验中的原初性，但是这一说法容易与自海德格尔以降的解释学现象学哲学相混淆。）因此，本书不仅是现象学教育学领域的方法论书籍，也同时为心理学、医学、护理学等人文科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方法论源泉。实际上，加拿大本土和世界各地的现象学课程与工作坊中的学员来自各个人文科学领域，这表明实践现象学成为交叉学科甚至是超越学科界限的研究取向。
在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实践现象学促使我们关心儿童的意识与经验，关注教师作为实践者的专业意识品质的培养，关怀教育作为人在世界中的本真存在方式。现象学教育学在我国十多年来的发展，为教育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继续开拓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如，我们在该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引介性的、理论性的探讨，接下来的挑战恐怕集中于如何运用实践现象学方法开展教育研究。并且，我国的研究者要进一步甄别实践现象学和其他质性研究的区别与相似之处。再次，由于学科传统的影响，现象学教育学一直以来也或多或少以现象学哲学的分支的方式进行讨论，具体表现为注重探讨哲学源流和发展理论框架。而实践现象学给我们的启示便在于要以教育教学实践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增强教育学的独立性。正如范梅南本人一再强调的，本书中虽然也涉及对现象学哲学的源流和诸多哲学家的思想的介绍，但目的并不在于理论研究，而在于帮助读者从那些伟大的现象学家身上采撷洞见，启迪我们对生活经验的探究。最后，在当前越加国际化的学术环境中，我们如何在自己的语言文化情境里探究现象学教育学研究和写作的可能性，又如何在世界实践现象学研究的舞台上发出汉语学界的独特声音？这些问题，恐怕有待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当中，通过不断体悟和实践来逐渐形成自己的回答。
实践现象学文本在语文学上的感召性，为译者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有时甚至会令译者感到沮丧和绝望。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时时纠结于翻译之不可能。这些意义，真的能够翻译成中文，而不失其鲜活和深刻吗？选择了一个看似对应的中文词，固然在程序上实现了转译，却仿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扭曲甚至是扼杀了原文所企图表达的隐含意义或英语语言所凝练的特殊意象。现象学文本之感召维度，正如诗歌之生动，脱胎并且凝固于某种特定的语言里，注定无法恰当转译。译者所能做的，充其量是在目标语言的意义和形式空间中，探索相似的表达，尽量接近原初的意义。
利科曾说，翻译意味着将自己暴露给一种陌生感（exposure to strangeness）。译者要面对栖居在母语之外的他异性，以及栖居在母语之内的他异性（Kearney，《论翻译》，On Translation， 2006，p. ⅹⅷ）。也许只有在与外语的对峙中，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母语的陌生，体会到语言本身对于现象的缺席。而也许正是在语言的转换之间，俄耳甫斯的目光能够偶尔窥探进文字间的裂缝，在翻译所开启的存在边缘空间的暮色中，又一次试图注视现象、注视意义本身。虽然，这注视注定是徒劳的，但是作为译者，我们不得不试。而令人吃惊的是，完稿之后，作为自己译作的第一位读者，译者通读下来，竟然能够被中文文本的感召性所触动，这感召性与英文文本性状不同却又息息相通。翻译的文本，似乎有可能创造出自身独特的空间，以中文来承载不可言喻的现象学意义。由此，实践现象学的翻译（不）可能与研究和写作的（不）可能是一致的。并且，也许只有对中文的表达理解习惯进行解释学悬置，我们才能逾越语言的界限来进行现象学研究和写作。而有趣的是，恐怕只有超越了语言，我们才能更加体味中文的习惯和韵律，才能真正以中文做实践现象学研究。
我们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开启读者对现象学研究的崭新认识，推动汉语学术界实践现象学研究的蓬勃、深入发展。因此，这本书虽然称得上是鸿篇巨著，但它并不旨在做百科全书式的总结，而是一个引子，让所有有志于从事现象学研究的学者，像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引言中所说的那样，保有一颗赤诚之初心，对我们熟知的生活世界满怀惊奇，不竭探索。我们相信，范梅南先生也会同意这一点的。
译者：尹垠、蒋开君
文章节选自《实践现象学：现象学研究与写作中意义给予的方法》一书，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微信编辑时文章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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